“上山下乡” 40年回顾
厚臣
“上山下乡” 运动到今年已经整整 40 年了,从 68 年秋第一批学生离开城市,到 79 年知青“大返城”,历时十一年。
建国初期新疆建设兵团、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屯垦, 50 年代后期江西共青城式的开荒建设, 60 年代初期中学毕业生去甘肃、新疆的支边建设,都不在“上山下乡”运动的范畴。 66 年以前的毕业生所受的毕业教育是“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,既做升学、进工厂的准备,也做去兵团、支边、下乡参加农业建设的准备。当时下乡是自愿的,是一种“革命”的行动,是相当光荣的。欢送会、敲锣打鼓、戴红花,令我们这些在学的小师弟、小师妹们羡慕不已。“美丽的夜色多么沉静,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……”,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《草原之夜》,它就是 60 年代一部屯边垦荒电影的插曲,劳动的艰辛伴随着美丽的理想。随着 79 年的“大返城”,似乎连 66 年前这部分青年支边的光荣也淡化了,改造世界的激情也蒙上了一层灰尘。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是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,是“文革”进程的一部分,也是“文革”历史的一部分, “大返城”是“文革”后的拨乱反正。“上山下乡”的知青主要集中在“文革”在校的 66 、 67 、 68 初中三届、高中三届共计六届学生,统称为“老三届”。 66 、 67 届学生有部分“出身好”的留城, 68 届学生一个也没留。有些家庭特困难的、有些家庭已经“走了”好几个了,就在城里坚持着,顶着学校、街道一波一波的动员浪潮。最后,或去了附近郊县“投亲靠友”,或进了街道“帮忙”,这是后话。 68 年还处在“文革”的高潮,处在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时期,“一句顶一万句”,无论是知青,还是知青家长,“理解的执行,不理解的也要执行”,自觉主动的,被动无奈的,随大流的形成了“上山下乡”的热潮。当时的知青思想认识大致可以分为几类,一类是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抱着“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”到农村去“继续革命”的;一类是出身不好,不可能留城工作,也顶不住“层层动员”,只能到农村去劳动“改造”的;大部分是响应毛主席号召,随着潮流到农村去,也期盼着某种随着潮流的改变。
插队、回城、再上学、再创业,我们同代人大多都是这么一条生活轨迹。天津对在外地工作或没工作仍在农村的天津知青有一项特殊政策:可以允许一个子女回津上学,可以在天津上户口。对于我们上一辈人来说,儿子女儿在外地了,孙辈能有个人在天津,对老人也是一种安慰。今天,我们这一代“知青”也已经从青年经步入退休或接近退休的年龄了,也就有了退休以后回到城里投靠儿女的事。我这个天津生天津长的人,户口册上写着的不是“津生”而是“从山西运城县转来”。
贫下中农的“教育”首先打破了知青在农村落户的初衷,乡亲们说,每一次运动都有城里干部下放,一个也没留住,你们呆几年也会回城的。“知青选调”的信息进一步动摇了知青在农村落户的根基,知青参加工作就可以挣工资,使知青们看到了新的出路。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中的人来说,工资是生活的保障。从农村到县城,从农民到工人,从拿工分到拿工资,“知青选调”成了知青离开农村的唯一途径。 72 年初,落实“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”这一指示,又燃起了知青上大学的希望。于是,扎根(和当地人结婚成家)、在当地选调、选调回城、上大学,多种途径冲散瓦解了知青群体。知青群体原则是由原城原校原班同学们组成的集合,是三年或六年学校生活的继续,并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社会,面对农村文化,面对农村贫困的生活和繁重的劳作,面对迷茫的前途和对知青的“不公平”,作为一个集合他们是集体面对的,他们相互依赖、相互体谅、相互维系着文化的下限(读书、洗澡)。选调、上大学、回城再一次把他们推向了社会,而且是单独面对一个他们已经不太熟悉,已经远远走在他们前面的城市。
我无从统计选调、上大学(工农兵学员)和“大返城”的各类人员占知青总数的比例,也无从统计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当地工作、在当地退休,或许还在农村当农民。我只知道,在我的同学里、在我的亲戚里、在我偶然碰到的人群里这些情况都有。他们像一株小草在适合和不太适合的土壤里顽强生存着。
我常常记起每到春节前夕,我们当时回家的情景。步行、搭马车、蹭汽车,挤火车、在站台横躺竖卧、又挤火车,一天两天三天,为的是回家过年。那时的方向是从农村奔向城市。谁能想到 40 年后的今天,几百万农民工到城市打工,一场罕见的冰雪能在路上滞留一百万人,人流的方向是从城市奔向农村。从知青“大返城”算起已经 30 年了,那时的知青已经步入老年时代了,历史的一页即将翻过。今天又号召毕业生们去大西北、到欠发达地区支援建设。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去做“村官”,培养他们热爱农村、热爱农民的感情,为祖国的未来培养后备精英。今天的农村和 40 年前不一样了,生活条件,收入水平、公路交通、医疗保险、免除税收等等都有了极大改变,但农村依然艰苦,依然和飞跃发展的城市有相当大的差别,这是城里的孩子们不知道的。农村的孩子们呢?读书上学,读好书上好学,这是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脱贫致富的途径。建设新农村、改变贫困地区面貌,消灭城乡差别,今天的毕业生们能肩负起肩上的重任吗?我们这一代知青了解农村,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是在下到农村再也没有回城希望的情况下,是在挣工分、挣口粮为生存的情况下去了解农村的。有感情、有伤痛、有困惑、有爱有恨。企盼它富裕,企盼它进步。农村给与我们的是坚强的信念、不屈的性格、忍耐的能力、从容的应对和敢为的精神,我们感谢那一段农村生活,它给予我们得太多了。建设新农村的任务只能期盼着下一代人去完成。
40 年过去了,我们退休了,孩子们长大了,社会安定、家庭祥和、生活富裕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我们的孩子们能理解我们那一段“上山下乡”的缘由吗?能体会我们那些酸甜苦辣的感情吗?能感觉到我们贫困彷徨的农村生活吗?“上山下乡”是“老三届”的历史,是知青的历史,也是共和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如何真实的纪录它呢?如何准确的评价它呢?历史总是给人们留下那么多疑问,还是留下吧,留给关心那段历史的人。
40 年过去了,昔日的灿烂无需谈论,奋斗的年华已经逝去,岁月已淡入在今天的夕阳中,享受生活吧,明天会更好。回想起 40 年前“插队”的生活,总有些淡淡的惆怅和丝丝的感念,那时我们真年轻啊……